文/盧希鵬
如何有效說服他人,是經理人每天都在做的事。從古希臘的說服理論,一直到近代的思辨可能模式,為說服提供了更有效的方法,在在證明了說服的重要性。對經理人而言,說服更是一項重要的訓練;甚至是老師上課演講、牧師傳道、競選活動,都是一種說服人們改變的過程。一般而言,改變可以分成信念、態度與行為的改變,像是要說服人們重視環保時,首先提供氣候變遷的資訊,接著必須產生態度的改變,才會有行為的改變。說服是一種改變態度的溝通,而態度指的是對某項事務喜歡討厭或贊成與否的程度。
經典說服理論,說服力不再
早在古希臘時,就開始重視「說服」的訓練。亞里斯多德(Aristotle)認為,說服包括:訊息內容(邏輯,logos)、訊息來源(信譽,ethos)與聆聽者的情緒狀態(情感,pathos)。不過,古希臘的理論經過數千年的淬鍊,人們發現說服過程不只是這3個變數的單一影響與過程。譬如,邏輯不一定有助於說服,名人講的話可能會有反效果,而快樂的情感也可能降低說服的效果。研究發現,如果人們本來就持贊成態度,或是聽眾的教育程度偏低,提供單面訊息更具說服效果;反之,當對象的態度原本不贊成或教育程度較高,則提供雙面訊息較有效。
此外,重複訊息雖然有強化效果,但重複多了也不好,所以在說服過程中,「嘮叨」是會有反效果的。說服不一定單靠快樂的感覺,也有人藉助恐怖訴求,但是任何訴求只要走得太過極端,都會適得其反。
視情境而定,採取不同說服策略
理查‧派提(Richard Petty)與約翰‧卡喬鮑(John Cacioppo)提出的「思辨可能模式」(ELM,Elaboration Likelihood Model)嘗試把過去相矛盾的發現,做一系統化的解釋。ELM認為,說服過程可以分作2個路徑:
(1) 中央路徑(central route):當人們擁有動機與能力時,會慎思熟慮所有資訊,是一種高思辨(high elaboration);
(2) 邊緣路徑(peripheral route):當人們缺乏動機或能力時,則會被主觀印象、共識等邊緣線索說服,屬於低思辨(low elaboration)。
不同的人在不同情境下,會有不同的思辨程度,也對應著不同的說服策略。譬如,企業的變革也需要說服。組織變革大師約翰‧科特(John Kotter)在新書《急迫感》(A Sense of Urgency)中談到,一家知名企業在年度策略會議中,安排了兩位部門經理演講變革的重要。第一位經理上台後要求關燈,準備了大量投影片,每30秒看一張充滿資料的投影片,講述目前的問題、變革的目標與執行的策略。另一位經理上台後卻要求燈光完全打開,只用幾張投影片與少少的統計資料來支持他的觀點,演講內容有一半在說故事,談到他的父親和朋友、以及曾與妻子討論希望好好打一場勝仗後再退休等話題。第二位經理講完之後,全場熱烈鼓掌,久久不停。
科特稱第一位說理完美,第二位態度誠懇,但他顯然認為在提升變革急迫感時,第二種比較好,因而鼓勵領導者要創造感動。以ELM來看,第一位演講者走的是中央路徑,後者走的是邊緣路徑,你認為哪一種比較好?其實,說服路徑並非二選一的問題。我認為在上述個案中,企業起初缺乏變革的動機,所以走邊緣路徑來提升急迫感;等到企業開始有變革的急迫感與能力時,接下來就要走中央路徑了。就像我系上陳正綱教授所說:當地上同時有一張1000元與一張100元鈔票時,你會撿哪一張?嗯……我會兩張都撿!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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