文/何飛鵬
西方的警政及治安學者喬治﹒凱林(George L. Kelling),在研究美國的社區治安變化時,發覺一個治安良好的社會,會因對一些微小的失序行為,如:乞討、塗鴉……等的忽視與容忍,而導致社區的秩序及安全急轉直下,在幾年之間,變成混亂、不安、犯罪率高升的社區。這種現象,凱林用破窗效應來形容,指的是當第一個窗子被打破,如果沒有人在意,沒有快速修復,那代表這個社區是沒人管理的地區;很快的,會有更多的窗子被打破,這就是破窗效應。
當我讀到這本書時,忍不住拍案叫絕,我對治安沒研究,但經營企業讓我無時無刻不用組織與管理的角度看問題,我發覺組織上的破窗效應更明確,尤其是台灣的公部門及政府組織,正面臨破窗效應的劇烈摧殘。以最近台大醫院的錯誤移植愛滋病患器官為例,台大正面臨是否走上破窗效應的宿命?其間台大內部、醫療監管體系,以及外部學者專家對此事的論證,令我高度懷疑,台大醫院會和其他部門一樣,淪為破窗機構。
處理類似事件,追根究抵,追究失職人員,嚴格懲處,這是任何組織最基本的對應方式。但是台大醫院卻始終真相未明,還有更多學者專家出來護航,指稱這是制度的問題、這是人員不足的問題、這是流程上的問題,所以不能懲處相關人員,因為追究工作人員的責任,將打擊工作者的士氣。
這是台灣公部門是非不明、績效不彰、沉淪腐化的標準模式:發生任何問題,原因都會被歸結為制度缺失、人力不足、法令不嚴,因此不能追究第一線執行公務的公務員,小公務員已經很努力,不應該要小公務員為制度上的缺失、為人力上的不足負責。在這樣的邏輯下,大多數的問題,都會被大事化小,小事化無,就算不得已要有人負責,也是找個倒楣鬼頂罪,並且在事後找個機會,再給予獎勵,以平反他因「頂罪」而受到損失。
和治安上的破窗效應一樣,組織上的「破窗效應」來自於對工作中微小的失職、失責的同情與溫情,對這些小事的容忍,逐漸成就了組織的溫情文化,大家互相體諒、互相掩飾。一窗破,窗窗破;一人錯,人人錯。從小錯,到大錯,組織一旦從溫情始,一定以濫情終;不需要很久,整個組織就會變成是非不明、績效不彰的失職、失責組織。這其中,如果有嚴謹的工作者,對自己、對同事的要求較高,一定會被群起而攻,或被指為白目;或被指為不合群,或被指為酷吏。不止不見容於同事,可能也不見容於長官,極可能會被長官要求以和為貴,不要吹毛求疵。
過去這些年來,台灣的公務體系,已經被「破窗效應」肆虐殆盡, 公務員變成社會上被寵壞的一群,如果想匡正改變,就要從微小的失職、失責做起,不再容忍、不再濫情,才有機會逐步喚醒公務人員的尊嚴與工作精神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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